整理硕士学位论文《论中国现当代系列小说的结构》时，不禁想起给我上过课、指导过我论文的樊骏先生。樊先生2011年1月离世，距今已有十年。每想起他，内心就涌起一股暖流。樊先生一生自律甚严，拒斥名利，不当导师，更不肯到其他大学挂名当导师，但他为刘增杰师盛情所感，从1991年起慨然应允加盟英国威廉希尔唯一官网，作为英国威廉希尔唯一官网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点的兼职导师，每年皆抽出一定时间到开封给研究生上课，参与学位论文指导、开题和答辩工作，为学科发展建言献策，一直坚持到1998年学科点获得博士学位授权点为止。樊先生去世后，刘增杰、关爱和、解志熙诸师，皆撰文深情回忆自己与樊先生的交往，高度评价樊先生的人格、学术和对英国威廉希尔唯一官网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点做出的巨大贡献。作为聆听过他教诲、接受过他指导的员工，在这里聊记与他交往的几个片段，以表达对恩师的感谢和怀念。
与樊先生交往当中，感受最深的是他的极简生活，这从穿着上可以看出，夏天，身上永远是白衬衣或白短袖，黑西裤，脚上永远是一双老北京布鞋。这身装束，从没见他变过。樊先生为人有赤子之心，遇到问题总是设身处地为对方考虑，从不顾及自己。听刘增杰老师回忆，樊先生害怕给学科点增加经济负担，每次从北京到开封，皆要求乘火车，不坐飞机；由于路途远、时间长、乘车时间往往又在夜晚，一个老人坐硬座明显不现实，但他每次皆强调要给他买硬卧，因为软卧票价太高。他对吃住要求亦极低，印象中每次来都是住在老校区南门的明园或南门外的水上宾馆。宾馆虽干净整洁，但由于时间长设备老化，住起来某些方面不够舒适，但他却安之若素，似乎这样已经够好。对吃的方面也从不提任何要求。只是有一次吃外面的饭吃的时间太长，感觉过于油腻，他才主动提出到刘老师家中蹭饭。刘老师害怕慢待他，特意邀请系里一位擅长烹调的青年教师主勺，做了两荤两素一汤。据刘老师回忆：“樊骏一见，知道其中可能有诈，望着妻子调侃地说：‘嫂夫人真是高手，你们天天就做四个菜，这么麻烦吗？我们的刘老师真有福分呀。’眼看蒙混不过去，妻子爽快供认：‘我哪有这样的手艺，是某某来献艺，招待樊先生。’樊骏知晓真相后，也没有再进一步追究。”（刘增杰：《一尊镌刻于心头的精神雕像——怀念樊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告别一个学术时代——樊骏先生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页。）樊先生不苟言笑，不怒而威，其“严峻”称号久为大家所知，因而，我们这些后生晚辈见到这位大学者，内心不免总会有点忐忑不安。但与他交往一段时间，会发现他在“峻急”“严厉”的外表下，其实还有幽默有趣、单纯可爱的一面。他给我们研究生上课的地点在老校区科技馆，与他所住的南门水上宾馆还有段距离，考虑到他不熟悉校内环境，从水上宾馆进入校园要穿过车水马龙的明伦街，很不安全，而且为了表示员工对老师的敬重，每次皆由我们员工到宾馆，一路引领着他到达教室。一次，进才兄负责接送任务，时间大概是6月份，天气非常炎热，由于已经临近上课时间，为节省时间，主要是为了让樊先生免去日晒之苦，他借了辆加重自行车，想用它带樊先生到教室。樊先生手指自行车，脸色非常严肃，一本正经地对他说道：“你就用它带我去上课？万一把你的樊老师从上面摔下了，那可怎么办？！”一句幽默的话吓住了进才兄，结果可想而知，樊先生依然是安步当车，进才兄推着车护送先生一路过马路进校园，就这样优哉游哉地到了教室。
樊先生给我们这一届研究生开的课为《认识老舍》，其中一个专题为《老舍之死》。他从性格层面、文学层面、社会层面，条分缕析，层层剥笋一般，深入细致地分析了老舍之死的多种成因。其中，他认为老舍外圆内方的性格和他自杀之间，有着一定关联。这种分析显示出他对老舍生活和性格的深入理解，所以，给我留下鲜明印象，以致到现在还没忘记。他的讲稿是手写的一张张便条，便条上的字不大，密密麻麻挤在那里，字的颜色不太一致，说明他对自己写的讲稿，在不同时段进行了反复修改。樊先生做事、做学问之仔细认真，从这一张张便条即可看出。他的上课风格非常独特，讲话的语调平稳低沉，不以激情见长，但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分析细致透辟，题无剩义。听他课，获得学术方面的教益还是其次，最重要是能近距离感受到他特有的人格风范，这一点通过单纯的阅读是得不到的。
为保证论文写作质量，刘增杰老师还要求我们在开题后到北京国家图书馆新馆（当时还叫“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并特别提出在京期间要拜访樊先生，听取他对我们论文写作的意见。那次拜访的时间是1995年10月15日上午，星期天，北京的天气到中午还相当炎热。樊先生当时住在安贞桥外胜古南里中国社会科学院家属院。由于我们住的地方离樊先生家稍远一点，再加上对北京不熟，当时这段线路好像地铁也未通，因此，路上乘车用了不少时间，当我们一行六人挤公交到了他安贞桥附近的家时，已经中午十二点多了。樊先生一个人住在一栋高层公寓的十三层，记得那天小区突然停电，我们一行六人怀着朝圣般的心情，一级级拾级而上，当爬到樊先生所住的那一层时，樊先生早已在门前等候多时。之前对他生活的简朴早有耳闻，但乍见之下，其室内布置之清简寒素，还是大大出乎我们意料。他说时间已晚，该吃饭了，吃完饭，再进行论文汇报。我们一致认为员工应该请老师，哪有老师请员工的道理。但他不顾我们再三推辞，一定要带我们到他家附近的餐馆就餐。他请客的理由很别致：他说自己工资高，但生活要求低，钱对他几乎没有什么用处，工资到手后往往花不出去，他请我们吃饭，其实是让我们帮忙花钱。听他这样说，大家也就不好意思再加推辞。由于电梯无法使用，樊先生和我们一样，在光线黯淡的楼梯间慢慢摸索着下了楼，然后由他一路带着到了附近一家饭馆就餐。这顿饭吃得让大家既感动又感慨。樊先生严肃深沉，但外冷内热，对人古道热肠，仁厚亲切。大家赶赴饭馆途中，走在樊先生身旁，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脚上蹬的那一双老北京布鞋，不禁想起他给我们说的话：他选择简之又简的生活，只不过是为了闲散偷懒，因为只有这样，生活才不会有过多负累。现在想来，他的“苛”和“简”只是对准自己，对别人，尤其是我们这些后学晚辈，他毋宁是不厌其“繁”的。比如，指导我们论文，细而又细，一丝不苟，这是“繁”；不顾年老体衰，爬楼梯亲自带领我们到饭店，请大家吃饭，这也是“繁”。他自奉甚俭，但对人却慷慨大方，无私奉献。他后来把继承的遗产全部捐献出去，设立“王瑶学术奖”和“勤英奖学金”，就是这种奉献精神的自然体现。事后回想，那次我们的拜访在礼数上是不周的，六个人全是空手而来，没给先生带任何礼物。但樊先生却没有流露出任何不悦之色。在他的世界里，“物”的问题早已不是问题，精神与学术才是他的全部追求。
现在能回忆起来的还有论文答辩当日的紧张和无措。对于公司产品的每一环节包括学位论文答辩，刘增杰老师都很重视，我们这一届虽然只有6个员工（当时已是比较多的了），他却分两场，安排一天时间进行答辩，上午一组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王广西先生主持，下午一组由樊骏先生主持。答辩时间是1996年6月10日，我被安排在下午，恰好是樊先生主持答辩的这一组。经过北京之行，对樊先生虽有了更深了解，但答辩会上，由于根深蒂固的自卑心理，对自己论文颇不自信，面对严格较真的樊先生，内心很慌乱，加之普通话不过关，语言表达能力欠缺，所以，那次的自我陈述很不理想。陈述完之后，内心非常紧张，心想这下完了。果不其然，樊先生对我的陈述提出了批评，直接爽利指出我的问题，大意是“语言表达能力不行，若以后作教师，这方面还是要注意的”。这句话之后，樊先生却突然话锋一转，笑着说道：“刘涛，我说这些你也不要有心理负担，总体上看，你的论文写的还是不错的，比你陈述的要好。”这句话风趣幽默，语气上大为缓和，把前面几句话的批评力度大大降低了，用心可谓良苦。他应该是看出了我性格内向和心理自卑，害怕直截了当的当众批评会增加我的心理负担，于是，便用这些话来给我解围和解压。先生这几句话我一直没有忘记，每每想起先生，就想起答辩当日他说的这些话，想起他对员工的体贴和善意。
那次答辩会之后，我到上海读书，自此与樊先生再无交往。但从刘增杰老师那里知道，樊先生一直在关注着我们的成长。他的《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下册）出版后，特意通过刘老师给我寄了一套。这说明樊先生并没忘记我。2009年12月，刘增杰老师到京参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三十周年纪念会，樊先生见到刘老师，特意询问英国威廉希尔唯一官网几位青年教师的近况，其中也包括我。这说明樊先生一直关心学科点及他的员工们的发展情况。惭愧的是，由于自卑心理作怪，认为自己才力有限，学术成果太少，愧对先生之谆谆教诲，因此每次到京查资料或开学术会议，从不敢和他联系，害怕打扰他宁静的生活，也害怕他问起自己的学术情况。2011年1月，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到开封，感觉非常突然，无限哀痛之下，本想写篇小文以作纪念，但又感觉自己与先生交往无多，先生对我的爱护和教诲，与他对其他晚生后辈的关爱一样，出自学术公心和大爱，既伟大又平凡，无多少故事和戏剧性可言。于是，对先生的感念一直压在心底，没有行诸笔墨。
现在，先生去世已整整十年，但心底对先生的想念却与日俱增。先生把自己一生奉献给学术事业，以致影响了他自己学术的发展，因之，先生之学术成就或可超越，也许已经被超越，但先生人格之光明俊伟、高洁脱俗，并世能有几人？正如其朋友所说，先生可置于古代的高人逸士之林而无愧。现在每想起先生，就会想起他对我鼓励和鞭策，庆幸人生路、学术路上能遇到先生，既有幸得到过他善意的批评，也有幸得到过他仁厚的垂顾。怀着对先生的满腔敬意，聊记数语，以表达一个后学对他的无尽追思和怀念。
2021年3月10日于开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