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2020年的新年尤其“不平凡”，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成了举国人民心头上的“忧心事”。作为员工，我们如何坚定信心，科学防疫，与国家同舟共济？打开中华民族的战“疫”史，从政府、官员、医者到个人，都在与“疫”拼搏，为后人积累下了丰富的经验。这种拼搏自钻木取火起，我们领先在战疫的起跑线。
中华民族的战疫史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关于这个时期的历史文献虽然很少，从散落在各处的零星片段，我们仍旧不难得知此时瘟疫就已经存在了。我们的祖先最初茹毛饮血，生的食物里藏有病毒，经常导致大家吃了生病，直到燧人氏钻木取火，火被我们的祖先取得并且用来烤制熟食，食物里的病菌得以被高温消灭。此事在韩非子《五蠹》里提及：“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我们迈出了抗“疫”的第一步。
神农氏发现人们吃野果之类的食物生病，《淮南子》记载“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蛖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 尝百草之滋味， 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为大家辨别可食之物与有毒之食物，他是中华民族战疫史上的“第一人”。
随后，当疫情发生之时，人们不知所由，开始向神灵求助，疫疾的治愈主要是靠巫医巫术，著名的医师主要是苗父和俞柎。《说苑》里就记载：“上古之为医者曰苗父，苗父之为医也，以菅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 发十言耳， 诸扶而来者，举而来者，皆平复如故。”“中古之为医者曰俞柎，俞柎之为医也，搦脑髓，束肓莫，炊灼九窍而定经络，死人复为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
到了夏商周时期，防疫的体系雏形形成。“甲骨卜，殻贞：疒役（疫），不彳止（延）？”“贞：疒役（疫），其彳止（延）？”占卜询问疫情蔓延之事，这或许关于传染病事例最早的记录。这时人们已经意识要注意饮食卫生防止病毒感染。《周易》第六十三卦为“既济”
爻辞解释“《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周易正义》进一步解释“水在火上，有炊爨之象。饮食以之而成，性命以之而济，故曰：水在火上，既济也。”反映出当时人们已经有了注意饮食来预防疾病的意识。同时，根据《周易》第三十三卦“遯”的爻辞 “九三，系遯，有疾厉”，我们又可以得知，隔离已经作为一种手段来防止传染。另外，《诗经 七月》里有一句“穹窒熏鼠，塞向墐户”，熏香驱疫也已经成为一种防疫的手段。政府则设立医官，“《周礼·天官下》曰：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热疾，冬时有嗽上气疾。”（摘自《太平御览》）并且医官各有分工“蜡氏掌除骴”（除蝇虫，掩埋尸体），
“庶氏掌除毒蛊，以攻说禬之，嘉草攻之。”……
春秋战国时期，战疫体系进一步丰富。根据史书记载，这时因为战乱频仍和气候变化，疟疾流行，较大的疫情有两场。一次是鲁庄公时期：“夏，齐大灾。大灾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㾐也”（《春秋公羊传》）何休注曰：“㾐者，民疾疫也。”一次是鲁定公四年“水潦方降，疟疾方起”（摘自《左传》）这时产生了关于防疫的理论“六气之说”。医和在提醒晋侯节制淫乱时说道：“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为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此理论强调人体与自然的和谐，对后世的医学理论有启发作用。气候变迁被时人当做是疾疫流行的主要原因，《吕氏春秋》有言：“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则草木零落，果实早成，民殃于疫”“仲冬……诸蛰则死，民多疾疫，又随以丧，命之曰畅月。”因此，时人注意居住环境来预防疾疫，《孙子兵法》中有“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居住同理。
汉代的史官体制完备，根据邓拓先生《中国救荒史》，汉代发生瘟疫13次，可若仔细查阅历史则知这个数字并不准确。因为光是集中在汉灵帝汉献帝在位期间大大小小的瘟疫就可有数十次之多。东汉光武时期会稽大疫则是历史记载第一次大规模的瘟疫事件。《后汉书 光武帝纪》记载“是岁，会稽大疫”“建武十四年，会稽大疫，死者万数。意独身自隐亲，经给医药，所部多蒙全济。”据此可知，政府已经开始给疫者发医药。政府给百姓发放对抗瘟疫的医药，在汉灵帝在位期间最典型，171年“大疫，使中谒者循行致医药。”173年“春正月，大疫，使使者循行致医药”179年“春，大疫，使常侍、中谒者循行致医药。”……看似积极，其实灵帝正在慢慢“腐朽”，185年史书只记载“春正月，大疫”几字，讽刺之意跃然纸上。汉献帝在位期间也是瘟疫集中的时期，这与战争的关系较大。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大败，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建安二十二年发生的这次大规模瘟疫尤其值得文人扼腕，曹植《说疫气》曰：“建安二十二年，厉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魏文帝《与吴质书》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建安七子在这一年有五人因为瘟疫死亡，徐陈应刘是死于鼠疫，另一人王粲是死于麻风，皇甫谧先生的《针灸甲乙经》记载“仲景见侍中王仲宣（王粲）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汤而勿服。居三日，见仲宣谓曰：‘服汤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命也。’仲宣犹不言。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其言。”王粲因为不信仲景的话丧命，王粲据说是历史上首例麻风病人。在预防方面，汉代比较值得一提的是驱疫的大傩风俗：“命有司大傩，旁磔，出牛车，以送寒气。”这个风俗在唐代仍然存在，据姚合诗《除夜二首》“傩声方去疫，酒色已迎春。”孟郊诗《弦歌行》“驱傩击鼓吹长笛，瘦鬼染面惟齿白。”便可知一二。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瘟疫频率大幅度增高。规模最大的要数咸宁二年大疫和元嘉四年大疫。据说咸宁二年“洛阳死者大半”，晋武帝甚至“因疾疫废朝”元嘉四年的大疫则持续了一年之久。这个阶段不得不提的医者是葛洪，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对我国医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葛洪是世界范围内最早记述天花的医家 “比岁有病时行，仍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治得差后，疮瘢紫黑，弥岁方灭。此恶毒之气。”体现出我国古代医术的先进。
唐代瘟疫的爆发集中在中唐德宗、代宗在位期间和唐末战乱时期。这在杜甫《回棹》诗、韩愈《遣疟鬼》中皆有体现。唐代的防疫体系已经渐趋成熟。唐代太医署是世界上已知世界上时间最早、建制规模最大的医药学校。设医学药学两部，下设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唐太宗还在各地地方各州设置医学，医员工一边学习，一边在各州巡回治疗。武则天设立病人坊隔离麻风病人“昉于陕城中，选空旷地造龙光寺，又建病坊，常养病者数百人。”（摘自《太平广记》）唐文宗大和年间发生疫灾“其有一家，长大者皆死，所馀孩稚十二至襁褓者不能自活，必致天伤，长吏勒其近亲收养，仍官中给两月粮。”（摘自《册府元龟》）收养因疫情产生的遗孤，体现出古代政府的人文关怀。唐代的地方官在抗疫方面表现相比以前较为突出，代表性的人物是李德裕。“南方信禨巫，虽父母疠疾，子弃不敢养。德裕择长老可语者，谕以孝慈大伦，患难相收不可弃之义，使归相晓敕，违约者显置以法。”（摘自《新唐书》）与王粲巧合的是，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也死于麻风。卢照邻与孙思邈交善，也无法治愈。“疾甚，足挛，一手又废，乃去具茨山下，买园数十亩，疏颍水周舍，复豫为墓，偃卧其中。照邻自以当高宗时尚吏，己独儒；武后尚法，己独黄老；后封嵩山，屡聘贤士，己已废。著《五悲文》以自明。病既久，与亲属诀，自沈颍水。”
卢照邻痛苦不已，沉河而死。
唐代著名的传染病医生是巢元芳他在《诸病源候论》里告诫人们“六畜者，谓牛、马、猪、羊、鸡、狗也。凡此等肉本无毒，不害人。其自死及着疫死者，皆有毒……”“凡诸肉脯，若为久故茅草屋漏所湿，则有大毒，食之三日，乃成暴症，不可治，亦有即杀人者。”这不得不让人与当下的疫情关联，蝙蝠生而为不可食之象，我们偏偏找上它，一个本想与世隔绝的生物却成了人人口中的“罪魁祸首”。
(未完待续)
